世界秩序-思考与前瞻
作者太阳继续升高，胜利的势头愈发强劲：秦亚青，外交学院教授；阿米塔·阿查亚，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06期
内容提要
2008年太阳继续升高，胜利的势头愈发强劲的金融危机深刻地形塑了国际权力结构太阳继续升高，胜利的势头愈发强劲的分配，英国退欧和一些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影响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世界秩序的走向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刊特约三位中外知名学者就此议题展开讨论，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话，旨在推动世界秩序问题的相关研究。
世界秩序刍议
秦亚青
（外交学院教授）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秩序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阿米塔·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ｒｙａ）关于世界秩序的新作《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不仅美国霸权业已终结，而且美国世界秩序或曰“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也走向终结。阿查亚的观点发人深省，涉及世界秩序的一些关键要素。最近，世界有的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和“黑天鹅”事件再次把世界会走向何方、世界秩序会出现什么变化等重大问题推向国际关系话语的风口浪尖。本文希望就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现象以及未来世界秩序走向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同时指出，多边制度秩序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合理的秩序形态，一种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多边制度秩序也更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秩序。
1冷战后的世界秩序
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开始呈现一种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两极秩序，更多地显现出一种可以称为霸权制度的秩序。所谓霸权制度秩序，就是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多边制度秩序，或者说一种以美国为主导、以主权为基准、以国际规则为机制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
这一秩序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国际体系形成以美国为超级大国的一超多强结构。当时，苏联及苏联集团解体，欧洲刚刚走出冷战阴霾，新兴大国在实力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地位与其太阳继续升高，胜利的势头愈发强劲他体系主要国家均有明显差距，一超多强构成了正金字塔型的体系特征。第二，经济全球化与开放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态势。冷战的结束也标志着东西方两大经济集团对峙的结束，世界经济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的重要标志，主要经济体之间高度相互依存，并逐步形成了“太阳继续升高，胜利的势头愈发强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格局。新兴经济体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经济生境之中，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本战略，这些经济体的实践活动支持了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体系的深入发展。第三，以多边主义为理想秩序原则的国际理念结构逐步形成。冷战结束之后，强调硬实力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式微，新自由制度主义迅速崛起，成为国际秩序的一种主流甚至是主导观点。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Ｏ．Ｋｅｏｈａｎｅ）在理论上论证了制度秩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包括规则、机制和决策程序在内的国际制度可以高度独立地运行；一些主要智库和知识精英的战略报告也都将多边制度视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要素，制度性权力被视为重要的权力资源。第四，建立以应对全球性问题为支点的国际合作平台。随着全球化大潮的到来，全球性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跨越国家边界的问题，比如世界性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流行病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有效解决的。所以，有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个跨国威胁时代，强调跨国威胁自然淡化了国家之间的传统安全威胁。正因为如此，应对全球性问题成为国家和国际行为体一个重要的合作平台。
这些特点表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有着明显的美国主导成分，将其称为霸权制度秩序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将冷战后秩序等同于“美国世界秩序”或者“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则失之偏颇。经济全球化和应对全球性问题导致的威胁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领导的，自由主义也并非得到普遍的接受。冷战后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一个重要条件是国际社会的秩序共识。首先是多边主义共识。多边主义反映了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重要精神，是联合国理念和实践的根本，这是二战后国际社会开始形成的一种共识，在冷战后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其次是国际合作共识。主要国际力量表现出总体相向而行的合作态势。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大国和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大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成世界的两大力量。一方面，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虽然意识到可能来自新兴大国的挑战，尤其是中国的挑战，并对此戒心很重，但同时又对美国主导国际制度充满信心，认为这种制度可以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纳入其中，因此国际体系不会出现颠覆性革命；另一方面，新兴大国承认美国一超地位，认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状态，认为全球化可以普惠各国，支持解决全球性问题和跨国威胁。最后是制度治理共识。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威胁。如何处理这些全球性问题，战争不是选项，利益冲突需要在国际制度条件下加以协调和化解，全球治理需要基于公正有效的多边制度。国际制度不仅被认为是某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所供给的公共产品，更是各国发展与合作的共同需求，这是冷战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高度共识。
在涉及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上，国际社会以及主要国家形成了以上的重要共识。正是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世界见证了基本的体系性稳定、包括欧盟和东盟在内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社会对美国的霸权不满，但对多边制度治理的原则却形成了高度的认同。没有这些共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就无法形成，更不会得以维持。当然，还应该看到，如果说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制度秩序，这一说法天然地包含了一种内在张力，因为霸权的单极内涵与多边主义原则在根本上是矛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多边制度秩序本身就包含了对霸权秩序或是单极世界的否定，多边制度的发展势必弱化霸权的主导和统治。
2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不断深入和扩展，整体上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福祉。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也是在全球化这一重大进程中得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全球化，也就没有今天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权力分布失调、经济发展失衡以及全球治理失灵。
（一）权力分布失调
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权力分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主要一点是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同时，美国的相对权力地位下降。美国经历了两次中东战争，遭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政策上出现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竞争的态势，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得十分明显。小布什时期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是一次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没有国际社会主要成员支持下的典型单边主义行动。虽然这些发展没有根本改变一超多强的基本态势，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多强权力消长明显，中国在新兴大国中发展最为迅速，以至于有观点认为现在的世界应该是“中美两国集团（Ｇ２）”时代。权力消长的动态趋势是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事实，但２０多年多边制度主义秩序主导时期，并没有解决好动态权力分布过程中的变化问题，没有使权力、义务、利益三个方面实现均衡发展。结果是制度权力分布与国家综合实力分布出现明显落差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明显不足，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二）经济发展失衡
全球化给世界整体带来福祉提升，但也导致经济发展和福利分配失衡。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国际贸易、收入分配等各方面都出现明显的不平衡现象。当年依附理论所提出的世界经济结构性不公平现象重新成为重要话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为彰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没有根本性改善，世界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甚远，国际劳动分工也没有摆脱中心—边缘的结构性宿命。另外，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也十分明显，并且很容易把这种现象转嫁到开放国际经济体系上面。比如，发达国家民众抱怨发展中国家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难民问题甚至成为英国退欧和一些欧洲主要国家反全球化的导火索。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对贫富不均的强烈不满。社会精英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应然思考和草根阶层的实际感觉相去甚远，分配不平衡导致的心理不平衡随之而生，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明显。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都有这类情景，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中一个重要的动荡根源，也是现行的国际制度难以解决的问题。
（三）全球治理失灵
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问题和跨国威胁凸显多发，全球治理因此也被视为应对全球化问题的必然途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战争明显减少，发展明显加快，但在跨国性威胁方面，全球治理低效乏力，并没有出现新自由制度主义所预言的那种互惠性制度合作。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伤及全球主要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体系。人们意识到西方主要经济体组成的国际制度七国集团（Ｇ７）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性金融问题，于是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在危机中应运而生，对于缓解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Ｇ２０有比较充分的代表性，新兴发展中大国和重要地区性组织通过Ｇ２０平台开始进入世界金融和经济治理的中心。但在危机高峰过去之后，Ｇ２０没有发挥出预期的作用，在重大问题上难以做出有效决策，直到Ｇ２０杭州峰会才对包括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世界重大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应对方案。全球重大问题，从恐怖主义到气候变化，从国际贸易壁垒到金融危机风险，没有一个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有效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越发严重，出现惊人的治理赤字。这使不少人对多边制度丧失信心，也成为回归单边主义和权力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可能条件。
3逆全球化的反动
虽然反全球化的声音一直存在，但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日趋严重，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日益成为一种运动式的浪潮，并且明显表现在重要理念、战略和政策层面。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可以说是标志性事件，欧洲主要国家大选中表现出来的左右翼极端思潮也反映出这一浪潮的重要影响。原来的全球化引领国家开始出现重大的逆全球化风潮，而且其中一些内容已经成为政策现实。总体而言，世界看到了民粹现实主义兴起。
民粹主义强调本族最重要，现实主义认为实力最重要。民粹现实主义集中了两种思想的极端成分，强调民族国家至上、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实力至上，并且成为一些大国的重要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一再宣称“美国第一”的信念，并得到许多选民的支持。民粹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回潮：权力政治回潮、国家中心主义回潮和极端民族主义回潮。这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跨国威胁和全球性问题受到高度关注，现实主义（尤其是强现实主义）处于低潮，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强势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权力政治回潮表现为对物质性实力高度崇拜。权力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也从来没有从国际关系研究中消退。传统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权力概念更多的是硬权力，是物质性权力，其核心是军事实力。权力的根本定义是“迫使别人做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人们更多的是依照国际政治的演进，思考权力性质的变化和权力概念的拓展，并开始考虑权力的不同性质。比如，软权力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概念，巧权力成为国际战略领域的重要思想。对权力研究的拓展和对权力概念的再诠释，无论是软权力还是巧权力，都是针对强权力和裸权力，针对物质性、强制性、暴力性权力而言的。人们甚至开始讨论国际政治领域的“善”权力和“恶”权力：前者是把他者作为手段的权力，后者是把他者作为目的的权力；前者是强制剥夺他者正当权益的权力，后者是赋予他者积极权益的权力。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对时代特征和权力本身的思考，也有试图弱化权力赤裸裸的暴力性和强制性、加强权力的非暴力和感化特征的一面。当下权力政治的回潮则是向强权力回归。对物质性权力的崇拜、对军事同盟的强化、对军事实力的炫耀和使用，无一不是这一回潮的具体反映。
国家中心主义的回潮则试图将国家重新推向唯一的中心地位，使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再次排他性彰显。自从１６４８年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国家就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对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对外无须对任何其他权威负责。国家身份的自我确定和再确定往往是在对敌对他者的界定和强化过程中完成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出现了三个大的问题：一是跨国威胁这个所谓的“他者”不是某一个特定国家的他者，而是全人类的他者；不是对某一个国家构成威胁，而是对所有国家构成威胁成为国际社会的“公敌”。二是一个国家无论再强大，都无法单独应对并有效解决大量涌现的跨国问题。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成效甚微，在应对金融危机上困难重重。在一个跨国威胁不断出现的时代，无论一个国家的自身实力达到什么程度，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无所不能。三是国际社会力量的蓬勃兴起。跨国界的各种非政府网络组织，在不同的全球性问题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唤醒人们的意识，而且设置了国家不得不参与的全球性议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出权力从民族国家向国际社会的流散。当下国家中心主义的回潮则是试图重新将国家推向唯一的中心地位，不仅是国际政治的主导者，而且是国际政治的主宰者。最严重的威胁被重新视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国家的物质性实力也被重新认定为消除威胁的最重要手段。
极端民族主义回潮则使得全球化本身受到质疑。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产物，用民族国家界定现代国家的做法本身就反映了现代主义的实践和理念，所以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构成的重要成分。民族主义本身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可以凝聚民族力量，推动国家的形成和构建；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是极端思想和极端力量的助推器。一旦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民族主义或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地步其效应就会突显。极端民族主义将一切其他民族视为异类，视为实现自我利益的阻力或是手段；将一切公地问题当作与己无关的事情，完全丧失正确的义利观念，即便拔一毛而利天下也决不为之。极端民族主义一旦形成，便会成为一种强势负面力量，与全球化时代形成巨大反差，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严重阻碍。
这些思潮不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在战略和政策方面也有具体表现。特朗普总统上台伊始就开始在国际贸易、移民等领域采取更加保守主义的政策，由于英国退欧这一重大政策变故，人们开始对欧盟前途充满担心，法国等欧洲大国的选举也成为两种力量的竞技场。包容性国际社会、开放型世界经济、地区一体化进程、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等问题都再度成为论争焦点，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也明显增强。
4未来秩序走向
全球化问题涌现且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现实主义兴起并迅速蔓延，使世界再次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种反全球化的话语不绝于耳，世界失序无序的观点不断出现，迈向未来还是退向未来成为国际社会面对的严重问题。
毋庸置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化、全球治理和逆全球化、反全球治理的论争会成为秩序之争的重要辩题，也会明显地表现在一些主要国家的国际战略和政策方面。但总体而言，当今世界秩序的合理部分会得以持续世界秩序仍然会向前发展。以多边主义为原则、以国际规则为机制的基本秩序形态仍然会是世界秩序的主要方面。真正遭遇危机的不是多边制度的秩序原则，而是霸权主导这一冷战结束伊始的秩序要素。随着权力的消长以及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国际社会更需要一种反映力量平衡和多元理念的制度秩序，或者说是一种更加名副其实的多边制度秩序。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会继续在这一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多元协商会越来越成为维护和发展秩序的治理形态。简言之，世界秩序会更趋于一种协进型多边制度秩序，或者称为“新多边制度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美国霸权的主导日趋减弱，多边协商的成分日趋加强，多元价值会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制度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完善。
世界之所以不可能简单地退向约翰·米尔斯海默（Ｊｏｈｎ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所说的霍布斯未来，是因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会以部分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一个使地理世界延展至全球的重大事件，那么冷战结束和全球化大潮则是由经济领域开始的、将各个领域全方位延展至全球的重大事件。正如地理世界既已延展到全球则无法回归到局域一样，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延展也难以回归倒退的未来。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助推这一发展的跨国力量的兴起，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革命等力量的不断壮大，已经将世界改造成一个复杂多元的相互关联的世界。阿查亚认为这是一个接近现代化影院结构的世界，多个放映厅都在同时放映不同内容和风格的影片，观众根据自己的好恶进行选择。其实，真实的世界不像是一个各放映厅独自运行的电影院，而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关联的网络，没有一个国家或是国际行为体可以特立独行，想退即退。同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理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今世界依然保留着原来世界的一些要件，但在权力义务、治理演进、沟通交往、身份认同、生命意义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理念变化。虽然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力量、两种思想的交锋会尖锐复杂，但全球化的客观性和人类思想的进步性会使倒退既不是理念选项，也不可能成为客观事实。譬如说，美国不可能退向孤立主义的昨天，中国也不可能退向闭关锁国的过去。
世界不会退向未来，还因为多边制度秩序是一种迄今为止最为合理的秩序形态。全球化仍然会向前发展，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如何治理仍然会成为一个重要辩题。虽然制度秩序存在诸多不足，但通过国际规则和多边制度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不失为一种最适切的方式。霸权秩序更像是一种人治秩序，而制度秩序更接近法治秩序。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重大国际问题往往是通过战争方式解决的。联合国的建立就是对这种残酷的解决方式的否定，联合国制度本身也是多边制度治理的实践体现。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奠定了二战后世界秩序基石，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虽然这一秩序存在各种问题，虽然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多边制度发挥完全意义上的作用，但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支撑的世界秩序为战后国家间的长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国体系的经济治理制度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多边制度体系使人类在一些重大关头放弃了战争的选项，使世界经济体系趋于开放，也使国际社会向着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开明方向发展。联合国宗旨和原则所体现的多边制度秩序是符合国际社会需求、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与历史上存在的帝国秩序、强权秩序、均势秩序等国际秩序相比，多边制度秩序是一种更合理、更民主的秩序；与以强制或是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相比，用多边制度解决问题和实施治理是一种更理性、更进步的秩序。
多边制度秩序是一种原则，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具体的制度和规则都是完善的。实际上，全球化时代以及这一时代涌现出来的全球性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行制度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比如，现行制度没有反映国际力量的权力消长，没有合理和均衡地分配制度性权力，没有包含管理财富均衡发展和合理分配的机制，也没有反映世界的多元理念和实践。另外，在制度供给方面出现了重大赤字。这种赤字既是质量赤字，也是数量赤字。从质量而言，一种为管理国与国之间关系设计和实施的制度已经不能满足于解决重大全球性问题的需求；从数量而言，新问题和新领域不断出现，现有制度体系已经出现了重要的空白和盲区。比如，管理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的原则与方法显然不能有效管理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再如，太空、极地、互联网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还没有相应到位的制度予以管理。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反动表明国际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新多边制度秩序提供了动力，而改革、补充、完善国际制度正是坚持多边制度秩序原则的时代需求和实际行动。
5结 语
国际社会是一种演进型社会，虽然会出现短时期的焦虑、危机甚至倒退，但从总体、从长时段来看，它是进化的，而不是退化的。米尔斯海默在２００１年做出的退向动荡纷争未来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当今世界秩序回归霍布斯丛林的观点也难以成真。多边制度秩序是国际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比国际关系历史上其他秩序更为合理、更具合法性的秩序形态。多边制度秩序的效率可能不如强权秩序，但却更加反映和推动了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的民主化。比起其他秩序原则，多边制度治理更加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也是各国和各种国际行为体最为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治理方式。
目前出现的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恰恰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对现有制度不合理、不充分的内容进行有效的改革。改革不是推翻现行的制度，不是任意地另起炉灶，更不是否定多边制度的秩序原则。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多边制度秩序，使制度体系跟上时代的发展，使制度性权力得到更加公平的分配，使各个问题领域的制度更加有效地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避免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地悲剧。要实施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重要的国家和国际行为体，在历史发展的重大时刻，重新凝聚共识，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加强多边制度秩序原则，使共同参与、协商合作、包容开放成为新多边制度秩序的鲜明特征和具体实践活动。
“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
阿米塔·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Ａｃｈａｒｙａ）
（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1核心观点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在这一危机及其衰落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警告，其中包括笔者２０１４年出版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虽然很多自由主义秩序的西方支持者不愿承认这一点。
在笔者看来“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主要是指以下五个方面：（１）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从未真正成为一种全球秩序，其不过是一个美国领导的、有选择性的西方国家俱乐部。（２）无论美国自身是否在衰落，这一秩序都在受到侵蚀。（３）新的世界秩序不是一个多极世界而是一个复合世界。这如同在一个多厅影院内，观众在同一屋檐下可以选择不同电影，有着不同的演员、导演、剧情和多层治理。（４）新兴国家会重塑世界秩序，但是由于其内部的弱点和彼此之间的冲突，它们不可能独自领导世界秩序。（５）地区和地区秩序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将愈加显现。
笔者在《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一书中写道，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第一个神话”是关于“它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特别是冷战时期扩展到什么程度”。“苏联阵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广大第三世界都不在该秩序之内。虽然人们对其权力、合法性和公共产品功能有很多溢美之词，但是这一秩序的范围几乎就是美国、英国、西欧和澳大利亚的组合。”这种自由主义秩序“对很多秩序之外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那么有益”，自由主义秩序应该被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种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
笔者的这一观点与自由主义秩序的坚定捍卫者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有所共鸣：自由主义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那群以大西洋沿岸为中心的志同道合的国家”，“不包括很多大国如中国、印度和苏联阵营……而且对那些非成员国的影响也并不总是有益的”。
伴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冷战的结束，自由主义秩序确实扩大和增强了。但和许多信奉这一秩序的人不同，笔者认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一般来说，直到特朗普当选，人们都认为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挑战将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然而，如今这些国家的状况并不是很好，而自由主义秩序却正在瓦解。特朗普胜利当选、英国退欧表明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如果不是更多地来自其内部，也应该是内部和外部相当，尽管我们不要忘记如果不是感受到（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中国领导的全球经济转移对美国的经济影响，特朗普可能根本不会当选。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自由主义秩序形成的国内挑战可能被夸大了希拉里·克林顿（ＨｉｌｌａｒｙＣｌｉｎｔｏｎ）在绝对票数上赢得了多数票，英国退欧也只是获得微弱优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特朗普当局可能会崩溃。但是自由主义秩序的危机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与全球经济政治的长期变化和结构变化有关。特朗普登上权力宝座是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其真正原因是自由主义秩序未能解决国内选民因全球权力转移引发的担忧。虽然特朗普能够利用这种担忧来获得选举优势，但是他不太可能反转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势头。如果他的政府能够幸存，他会将这种自由主义秩序推向悬崖的边缘。
特朗普的胜选在如下几个方面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挑战。首先，挑战自由主义秩序基石——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相比多边主义特朗普现在更加强调基于更加严格和直接互惠的双边协议。这会增加美国国内反对全球的情绪。其次，自由主义秩序的另一个要素是民主的发展。有明显的迹象表明，特朗普的胜利正鼓舞着世界上反对民主的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ＲｅｃｅｐＴａｙｙｉｐＥｒｄｏｇａ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ＯｒｂáｎＶｉｋｔｏｒ）等。毫无疑问，特朗普的胜利让民主名誉扫地。“民主是美国选举的输家”，《中国日报》宣称并批评在美国漫长而野蛮的总统选举中出现的人身攻击以及美式民主中那些“让人厌恶的方面”。最后，特朗普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所长福尔克尔·佩尔特斯（ＶｏｌｋｅｒＰｅｒｔｈｅｓ）曾指出特朗普的胜利“是对西方自由主义规范基石的沉重一击”。美国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国内政治、文化和制度的魅力。可是，世界人民不可能忘掉特朗普对加利福尼亚州拉美裔法官的攻击，与其同属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ＰａｕｌＲｙ?开云体育官网ａｎ）称攻击为“教科书上的种族主义案例”；或者也不会忘记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和一位“金星奖章”获得者的穆斯林士兵母亲的攻击，这位士兵在伊拉克检查车辆时命令下属后退而自己因汽车炸弹身亡。中国的一位新闻专栏作家可能已经察觉到这种广泛的全球认知，曾指出两位竞选者“采用最卑鄙和最不文明的方式彼此中伤”，并以此揭露美国国内政治的“阴暗面”。虽然出现很多关于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讨论，但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可能是有关丑实力（ｕｇｌｙｐｏｗｅｒ）的。
2复合世界是什么
如果自由主义秩序衰弱了，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很多专家认为新的世界秩序是回归到多极。“多极”是一个非常西方的字眼，它的意思是回到１９世纪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秩序由多个大国管理世界。笔者将这个新兴的世界秩序称为复合世界。
复合世界有五个主要特征：第一，虽然权力不均等或者等级秩序仍将存在，但不会出现全球霸权国（类似到现在为止的美国或者１９世纪晚期到一战的英国）。第二，主要行为体的扩展。不仅有多极体系中的大国，而且有国际和地区组织、企业、社会运动和民众本身以及挑战主权和稳定的非国家行为体（例如恐怖主义网络）。第三，相互依赖的方式更加广泛和复杂，不仅涉及贸易，还涵盖投资流动、生产网络、供应链和生态以及其他跨国联系。第四，多层治理结构包括全球、地区、国家和次国家（如城市）层面，每个层面都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网络和混合结构全球治理碎片化以及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出现新的平行制度。第五，多重现代性而不是单一的自由主义现代性。世界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呈现多样化，包括实现稳定、和平和繁荣的不同路径。
战前的多极化和２１世纪新兴的复合世界至少存在五点重要不同第一，战前多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帝国和殖民地组成的世界。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基本是大国，主要是欧洲国家，也包括１９世纪后半叶加入该俱乐部的美国和日本。相比之下，当代世界是以有影响力的多种行为体为特征的。它包括大国或者甚至只是国家就可以，还包括国际和地区组织、公司、跨国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跨国犯罪、恐怖组织等。第二，今天的经济相互依赖更加紧密，包括贸易、金融、全球生产网络和供应链，而战前多极化则主要是以贸易为基础的。当今的经济相互依赖与１９世纪相比也更加全球化，那时几乎主要是在欧洲，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处于依赖欧洲帝国的情形。第三，过去没有核武器。核武器让大国开战更加谨慎。这一重要因素使将１９世纪或者２０世纪早期与今天进行比较变得非常具有误导性。第四，当今相对持久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和制度更加密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只有一个“欧洲大国协调机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那个短命而且失败的国际联盟。第五，秩序和稳定的挑战变得愈加复杂。自二战以来，对世界秩序的传统挑战即国家间冲突在持续减少，目前已经处于可以忽略的水平。但是，国内冲突和跨国挑战却在大幅增长。可以说，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当今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不是来自别国而是来自恐怖组织。气候变化、贩卖人口、毒品和流行病等问题由于全球化其范围和影响在扩大，使得我们在２１世纪的世界安全挑战变得愈加复杂。就主要大国关系而言，一个复合世界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多极化”世界（或者多极化中伴有复杂的全球相互依赖）。虽然一个复合世界与自由主义世界不同也将不是美国主导的，但它仍旧是美国式的，仍然有自由主义因素。不过，它将更加复杂、更加多样。
复合世界就像一个多厅影院，而不是像约瑟夫·奈所描述的那样，现今国际体系是一个三维棋盘。按照奈的观点，棋盘最上层仍是单极的军事权力；中间是多极化的经济层面，包括欧盟和金砖国家等；最底层包括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基本上都在政府控制之外运作。
笔者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权力中的军事和经济成分是无法分割的。奈也会承认今天的世界存在很多合作。
“多厅影院”这一说法更为恰当，即在同一个建筑群中不同剧场播放着几种电影。好莱坞风格的包括惊悚片和西部片，以暴力、犯罪、粗犷和英雄主义为突出的主题；宝莱坞电影则提供激情、悲剧和歌舞等；中国香港和台湾制作功夫片等。没有哪个导演或制片人能够长久垄断观众的注意力。观众有权选择这些表演。
美国的全球霸权不可能回到以前的形式。特朗普可能已经许诺“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他不大可能扭转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相反，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和关于贸易、联盟和移民的声明，如果得以执行的话，将会加快自由主义秩序的崩溃。特朗普现象实际上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危机和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
3复合世界新出现的发展变化
由于复合世界新出现的发展变化，世界政治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化。笔者将这种变化概述为五个主要方面。第一，经济权力的全球转移。尽管关于经济权力转移的预测不尽相同并且不具确定性，但是总的来说，不同的估算却都指向同一幅图景：美国和西方的衰落以及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重已经在下降。一种估算认为，它的比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３２.１％已滑落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２.３％，而中国所占的比重从２００１年的４％增长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３.４％。在２００１年，美国的ＧＤＰ是中国的８倍，到２０１５年则只有１.６倍。
经济学人信息部（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Ｕｎｉｔ）预测，到２０２６年，以美元计算的名义ＧＤＰ衡量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仍将处于前十位；到２０５０年，美国仍将位列前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以购买力平价（ＰＰＰ）衡量，中国在２０１４年年底已经超过美国。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报告预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到２０５０年，中国和印度将处于前两位，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日本、俄国、尼日利亚和德国紧随其后。这意味着世界前十位的经济体中有７个是非西方国家。该报告还认为，到２０５０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前３２个经济体中有２１个（包括日本）将来自非西方世界。
但是，全球权力转移还将持续吗？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一些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一些金砖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南非和巴西正经历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危难。五个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从２０１０年的平均９％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大约４％，投资增长也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６％滑落到２０１４年的５％。这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权力从西方到其他地区的转移结束了？不完全是。其他地区的崛起还在继续。实际上，很多转移已经发生并将继续重新定义全球环境。虽然存在大量不确定性，但正如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在接下来的３５年中，全球经济权力还将继续从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老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发达经济体转向其他经济体”。
此外，全球权力的转移并不仅仅是由少数几个新兴国家崛起导致的，世界上还出现了更加普遍的“其他地区崛起”现象。全球南方国家（ＧｌｏｂａｌＳｏｕｔｈ）所占的ＧＤＰ比重从１９８０年的３３％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４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２０６０年，全球南方国家所占全球ＧＤＰ的比重将达５７％。
第二，新兴国家的角色更加重要。特朗普当选之前，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护者认为新兴国家可以被原有秩序所接纳，因为它们在该秩序中受益颇多。但这种观点有些天真，俄罗斯对乌克兰所采取的行动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投票中金砖国家的弃权票等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需要强调的是，自由主义秩序可能在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崛起国家独自执掌全球领导权。因为正如之前指出的，特朗普的胜利出现在新兴国家自身也处于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危难之际。同时，崛起国家在自由主义秩序中有着不同的利益。比如俄罗斯和中国。普京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明显是因为如果特朗普执行其联盟立场和收缩全球参与度俄罗斯就可以从中渔利。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在后冷战时代的权力和财富转移中一直都是失败者，它对于保持自由主义秩序毫无兴趣。如果特朗普和英国退欧削弱了北约和欧盟，它就会获利。很明显，中国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一直是自由主义秩序的主要受益者，这一秩序的崩溃会让其损失巨大，因此中国将不会允许自由主义秩序的突然崩溃。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和印度是金砖国家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崛起国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中印两国关系也在一些方面受挫如印度进入核供应国集团以及恐怖主义问题。这表明中国和印度对替代性的世界秩序没有共同愿景。印度是中国发起的多边性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核心成员，但它反对基本上是双边性质的“一带一路”倡议，因为印度忧虑“中巴经济走廊”会“侵犯”印度主权。
不过，尽管有这些限制和争吵，新兴国家在世界事务中能够而且确实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能不是领导者，但也不会是一些西方分析者所宣称的“搅局者”。它们能够甚至非常显著地重塑２１世纪的全球治理和秩序的面貌。
第三，全球化性质的变化。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可能会损害自由国际主义，但是不可能逆转全球化过程。２０１７年１月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这也是中国领导人在该论坛的首次亮相公开批评保护主义并为全球化辩护。这表明中国仍将坚定地致力于经济全球化，即使它不接受与西方领导的全球化相关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种新型全球化的加速出现而且这种迹象已经很明显。这一全球化将更多地由东方而非西方领导，由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而非老牌国家领导，更多地通过南南合作而非南北合作建立。
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南南合作不断增强，这进一步证明全球权力正从西方向其他地区转移。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算世界商品贸易中南南贸易的比重从１９８０年不足８％跃升到２０１１年超过２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目前对外直接投资中南南之间的流动已超过全球的１／３。在２０１５年，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日本）的跨国公司首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集团几乎占世界总量的１／３。中国跨国公司对海外投资的增长要比资金流入更快，并达到历史新高１１６０亿美元。这些趋势将重塑全球化，并最终重塑全球治理，特别是与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西方领导的全球化相比更是如此。
新的全球化可能会变得更加尊重国家主权，更多地通过传统多边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之外的渠道进行，更多地依靠新的组织支持，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他由新兴国家发起的新的多边组织。这些组织将来虽不会替代现有的多边组织和框架，但是它们将在全球化治理中要求更大空间，并竞争管理权。此外，未来新的全球化将更多是经济方面，更少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第四，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在复合世界中全球治理将更加碎片化。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大型多边安排将不再是全球治理中唯一的游戏在安全、气候变化和人权领域，已经涌现出各种地区和诸边安排、非政府的倡议以及各种政府、私人和公民社会行为体组成的伙伴关系，而它们既不是美国领导力的产物也不会听命于美国的意志。
因此，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权力和观念的去中心化，同时伴随全球治理的多元化。新的世界不是旧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简单变体或者重构，它是后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的建设和治理尽管仍会保持旧秩序的一些主要元素，但将表现出足够多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几乎无法被传统的制度主义范式或强调施动性的旧自由主义秩序——就像其拥护者所构建的那样（主要是忽略了非西方行为的角色）——所容纳。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将会减少美国中心色彩，将更加与全球权力和观念转移相一致。
第五，地区、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在复合世界占据着中心位置。亨利·基辛格（Ｈｅｎｒｙ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当代所追求建立的世界秩序需要有一套一致的战略在各地区内部确立秩序观，并将不同地区秩序相互联系起来。”
地区主义是地区秩序的关键。很多传统自由主义秩序的拥护者不是忽略了地区主义就是将其看作世界秩序的威胁。一些西方分析家害怕美国霸权的衰落可能导致出现竞争性的地区经济集团，而这些集团将成为世界秩序碎片化和不稳定性的力量。但是，笔者却将美国自由主义秩序的衰落看作为地区主义创造的新机会，而且地区主义有助于世界秩序的建立。当然，世界仍然有可能再次出现划分地区势力范围的情况，但是在２１世纪世界的经济、安全规范和条件都会阻止过去这些做法。新型的地区主义如亚投行能够支持全球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不过与此同时，地区主义确实已经遇到某些危机，特别是对英国退欧中的欧盟来说尤为如此。对于英国退欧的影响，有些人相对比较乐观。但是，英国退欧更进一步支持了笔者反对欧盟中心主义的观点以及将欧盟模式推广到其他地区的困难程度。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退欧并没有严重影响欧盟，或者说甚至可能还会巩固它。这种观点认为英国的脱离使法德两国有更多空间领导欧盟变得更加统一，因为英国之前经常拖欧盟一体化的后腿。而对于其他关于英国退欧可能出现的情景则是更加悲观的，认为其他欧盟国家也有可能步英国后尘。不管这是否会发生，英国退欧确实已经损害了欧盟作为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典范的声望和信誉。正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洛斯·塞夫科维奇（ＭａｒｏｓＳｅｆｃｏｖｉｃ）所言：“如果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退出，外界肯定将其视为对欧盟的削弱，是欧盟正在经历危机的例证。”同时，《经济学人》也指出，英国退欧可能使欧盟变得“更少关注外部”。如果最终结果是这种情形，那么它意味着欧盟的地区间合作也将弱化，而后者一直是它影响其他地区组织的主要方式。托马斯·里斯（ＴｈｏｍａｓＲｉｓｓｅ）也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地区主义并不是简单复制欧洲模式。”欧盟的角色变化取决于它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每种扩散机制的相对影响力：欧盟的主要角色是导师，是参照点，而不是一个典范。
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是非西方世界最成功的地区组织，但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信誉问题。东盟是国际关系中“多样性中的统一（ｕｎｉｔｙｉ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原则的典范。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组织比东盟成员国在文化和政治上更加多样。东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共享的或者说多元化的领导方式。与一些地区组织由一个或两个国家扮演着不成比例的角色不同，如欧盟中的法国和德国，东盟不是由某个或某两个成员国领导。东盟内部不存在地区霸权国或者霸权效颦国，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的尼日利亚，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的南非，或者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的印度。
东盟共享领导权的传统和地区合作的包容态度使其比老的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更适合新出现的复合世界。在这个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高涨的时代，东盟长久以来的原则和做法如“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共识建构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前，大国间对抗不断上升，威胁着东盟在亚洲安全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如果东盟能够克服在大国对抗上升面前因不同站队而日益出现的分裂问题，并为中国发起的地区倡议如“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发挥一种桥梁作用，那么东盟将在东南亚和亚太地区安全和繁荣中继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东盟也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最重要的开放、互动的地区团体范例之一。这种开放互动的团体定义着复合世界的样子。所以，西方和亚洲国家应该承认和尊重东盟的角色，支持其在全球和地区秩序中做出贡献，更多地接触东盟和支持东盟。
4修昔底德陷阱？
在复合世界中，中美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格雷厄姆·艾利森（ＧｒａｈａｍＡｌｌｉｓｏｎ）让“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家喻户晓，他用该词解释崛起国和当前处于支配地位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虽然这个字眼很引人注目，但它也过于简单化，有点追求轰动效应的味道。美中关系远称不上完美，两国间有着许多危机和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但是“陷阱”的概念意味着冲突可能不可避免，暗含着几乎没有施动性或者选择的余地。这意味着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能避免冲突。它是一种定律将两国推向灾难。
虽然“修昔底德陷阱”是个新词，但其背后的逻辑却并不新。一些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类似的论点，如“安全困境”或者“权力转移”理论，后者具体是指崛起国和守成国可能会发生冲突。因此，很多人都预测全球权力转移可能会以美中冲突为特征。但是，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权力转移是能够被管理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十分新的思想，但是其言简意赅的表达却很吸引公众关注。笔者认为，人们在分析时需要看到这个概念的局限性以及使用类似这样隐喻的危险性。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背后的历史类比可能错位了。在雅典和斯巴达时代，地中海所发生的冲突基本上是两个地中海城邦国家之间的事情，是在一个很小的国家间体系内部发生的。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大国，处在一个复合依赖和复杂互动的世界中。修昔底德陷阱背后的另一个类比即１９世纪德国的崛起，也不太恰当。德国的崛起发生在１９世纪欧洲多极化的条件下，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其特征与今天的世界形势迥异。如果再考虑到核武器，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会更弱。
中国不像当时德国那样对秩序不满，它也不争夺海外殖民地。中国比１９世纪的德国有着更多的方式获得世界市场。同时，自德国崛起以来或者与修昔底德描述的斯巴达和雅典加速走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相比，战争规范和信念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斯巴达奉行的是一种军国主义文化。同时，在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早期的欧洲均势体系中，战争仍被看作是必要的，甚至是光荣的。因为战争对于维持欧洲安全秩序基石的均势是有用的，特别是在欧洲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非常有限和欧洲协调制度衰败的时代背景下。然而，今天几乎没有人认为战争是维持国际秩序的一种光荣和值得尊敬的解决方法。
因此，用“金色鸟笼”取代“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美中关系更加准确些。这样，双方都可以从经济相互依赖中显著获益，同时，打破它的代价又是极其高昂的。考虑到美中将近５０００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和中国在美国持有超过１万亿美元的资产，“金色鸟笼”更加准确，更加不可或缺，更容易让人想到１９世纪德国与英国或法国的相互依赖。
5结论：国际关系中的新词汇
今天，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和词汇特别是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与用词。自由主义者的言语常常垄断了国际生活中的所有“好东西”，例如理性、尊重人的尊严、好的治理、自由贸易、基于规则的秩序等，而且将它们的起源都完全地追溯到西方文明。但是，这些观念和做法也是可以在其他非欧洲文明中找到的，这包括但不限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中。然而，自由主义理论几乎不承认这些观念和做法来源的多重性和对其发展的多种贡献。因此，今天的自由主义要求和期望其他地区遵循那些它宣称纯粹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观念，甚至在那些主要的自由主义西方国家都粗暴地违法时也是如此。如今，自由主义在这些国家内部都在受到挑战，因此要将其推销到世界其他地区将会变得愈加困难。
面对未来，自由主义者仍将被拒绝而现实主义者则是回到过去。他们在理解和解释世界政治变化中已经了无新意，他们将继续把概念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例如多极化（或者他们常说的国际稳定取决于极性或者权力分配的一般理论），或者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现在或新出现的世界秩序。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当今世界与１９世纪的多极时代已大不相同，将其看作希腊城邦那种自封的、有限的地缘政治的棱镜甚至是更具有误导性的。因为与受到自己城邦的影响相比，这些希腊城邦受到更宏大的希腊—波斯文明综合体的影响更大。
自由主义霸权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后自由主义时刻。这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是一种多重的、交叉剪接的体系之一，将不得不在越来越复杂和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与其他观念相互竞争或者相互卷入到一起；同时，还有其他类型的秩序，包括那些由大国建立的秩序。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在谨慎处理传统观点时还要愿意接受新的概念和理论，进而接受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复合世界是一个“星际迷航”的世界，其挑战就是“要大胆地前往之前无人前往之地”。（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傅强翻译）
全球治理和开明秩序面对的倾覆危险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一段时候甚而若干年以来，在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内，某些以开明或自由（ｌｉｂｅｒａｌ）视野和信念为特征的著名学者和政治人士一直热烈和雄辩地论说一类重大需求，无论是从全人类、跨国共同体和国际社会角度还是从民族国家本身及其国内公民角度来说都至关重要的一类需求，那就是必须弘扬和推进全球治理，同时为此维护、增强或拯救全球开明或自由秩序——全球治理得以弘扬和推进的一大必不可少的政治条件和“组织构架”。他们的论辩看来大多不同程度地从“应然”优先于“实然”、必需优先于可能、普遍价值优先于特殊情势的思想方式出发，或者说主要是规定性的，其中富含真知灼见和道义命令，即使对怎样的秩序才是真正开明的秩序可以有、事实上也已经有颇为不同的主张和论辩。
完全能够从大致相反的思想方式出发去考察和论辩，那就是“实然”优先于“应然”，可能优先于必需，特殊情势优先于普遍价值。由此出发，在总的来说认可甚而积极追索上述重大需求的前提下，着重于辨识供给。倘若本着这供给侧视野，那么在当今见到的图景就颇为不定，甚至颇为暗淡，或者说是冷战结束以来最暗淡的，并且在一般可预见的时期内还很可能看不到隧道尾端的光明。然而，这种看似（实际上也是）悲观主义的考察可以富含审慎特征，且以具体和求实见长，以至大有助于辨识需求大致得不到满足的要害何在，从而可以对争取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满足需求或在最不理想情况下寻找合适和正当的“退路战略”做出贡献。
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发现，全球治理和全球开明秩序面对严重挑战甚而倾覆危险，即使——让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和发展中世界亿万大众着重重申——对怎样的秩序才是真正开明的秩序可以有、事实上也已经有颇为不同的主张和论辩。惊诧甚至惊恐致使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著名专栏作家疾呼：“民粹主义信条用民族主义取代了爱国主义，鼓励人们蔑视传统机构。任何所谓‘专家’都在与精英勾结。每个人都有权构建自己的‘事实’。大企业、银行、全球化（叫它什么都行）都是白人工薪阶层的敌人。沿着这个方向只要再走几步，就会把我们带回到上世纪３０年代‘犹太人的阴谋’。”关键的问题在于：什么力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或两者兼有地）挑战甚而倾覆“锚泊于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球治理构造”？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ＳｔｅｐｈｅｎＭ．Ｗａｌｔ）所提示的那样，必须将冷战后美国绝大多数行政当局、发达世界跨国资本、主流媒体和精英自由派学者为主干的自由主义精英本身视为自由主义秩序的首要挑战者，甚而倾覆者。是他们，以一种充分辩证因而大为讽刺性的方式危害了他们自己溺爱、从中得益、以致放肆滥用了的自由主义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多年来以其自私、傲慢、褊狭、盲目和殆无节制的挥霍疏离了他们国内的那么多“草根民众”，尤其是“白人草根”，还有世界上那么多其他民族！２００８年秋季爆发的非常广泛和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已经以经济金融方式对他们发出了清楚不过的警告但他们的盲目和其他恶习竟使这警告差不多如同过眼烟云，非得以英国全民公决退欧和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并且获胜这样的政治／社会方式才能震醒业已惨败的他们。
就此，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Ｈａｗｋｉｎｇ）以自由主义精英身份做了严肃的反思。他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初在英国《卫报》上发表《这是我们星球最危险的时刻》一文，其中指出：“近来在美英两国，显而易见的精英遭拒肯定是针对我，就如针对任何精英一样。不管我们可能怎么去想英国选民拒绝欧盟成员资格的抉择和美国公众拥抱唐纳德·特朗普的决定，评论家们的心里都不怀疑这是民众的愤怒呐喊，后者感到被他们的领导抛弃了。每个人看来都同意，这是被忘怀者发声的时刻，发觉其吼声是拒绝每个地方的专家和精英的劝告和指导。”
按照霍金的观点，这些抉择和决定表现出的忧惧和愤懑出自“全球化和加速着的技术变更的经济后果”：工厂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兴起不仅已经损伤传统制造业的就业状况，也颇可能将“这工作机会摧毁机能”延深入中产阶级，只留下“最精细、最有创造性或最具监控管理性的角色”。由此，全球范围内已在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使之成为可能的互联网和种种平台允许很小一群人获取巨额利润，同时只雇用很少人。“这必不可免，这是进步，然而这在社会意义上也是摧毁性的。”不仅如此，世界上金融不平等正在愈益扩大而非缩小：越来越多的人在少数人愈益富有达致千万甚而亿万的同时“可以发觉不仅他们的生活标准而且他们简单谋生的能力本身正在消失”。更有甚者，强劲的动能还在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全球性蔓延的另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这些不平等的严酷性质现在比过去更显著昭彰和众所周知，因为“对任何不管多穷但仍能用上手机的人来说，世界最繁华部分的最富有者的生活都令人异常痛苦地清晰可见”。结果，经过种种人口迁徙过程、社会互动过程和认知过程，“宽容被损害，政治民粹主义被进一步加剧”。一句话，全球既有秩序——在自由国际主义精英那里的全球开明秩序——已经或至少正在失去它的一个极重要条件：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国内社会基础，甚或政治基础。
正是首先在这样的根本生态中，世界面对“特朗普风暴”，虽然由于他本人都始料不及的那么严重的种种国内制约和反弹——很大程度上出自他的放肆、褊狭、排外和非法行动嫌疑，这风暴尚远未能够充分肆虐。已经非常明显和无可置疑的是，特朗普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开始，到赢得白宫总统宝座，直至当今，从未对美国的宪政民主制显现过真诚的尊敬，从未对以颇大程度上的社会取向多元化和宽容为特征的当代美国传统主流价值观做出过真诚的呼应，也未对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贸体制乃至更广泛的国际和跨国合作表示过真诚的赞许。他是全球开明秩序的“克星”，无论一个人如何定义这里的“开明”，也无论他到头来是否能够如愿以偿。
事实上，在特朗普选胜以前，人们就可以相当强烈地感觉到某种意义上的“变天（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趋向：全球政治文化正在颇为显著甚至急剧地发生朝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方向变更。美国特朗普—桑德斯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潮流的强劲凸显，宪政民主体制在美国许多“白人草根”选民那里遭遇的相当广泛的心理动摇甚或信念瓦解，英国经全民公投产生的令人意外的退欧决定，比冷战后头２０年远为广泛和频发的经济保护主义欧洲国家愈益高涨的反穆斯林移民潮舆论和欧洲极右翼运动的更大的势头等，都表现了这一趋向。不仅如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咄咄逼人但颇得国内民心的、与西方在战略和军事上的激烈对抗态势，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民粹主义的伊斯兰化举措和急剧集权趋势，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法外反毒、对美攻击、连爆粗口和所有这些至今在菲律宾国内草根民众那里得到的喝彩，都显示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风行倾向。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表明，世人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大致一直熟悉的世界面临严重危险。什么是这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着世界绝大多数重要国家以其基本政策赞护的愈益增进的全球化，还有这愈益增进的全球化在世界各处粗略而言大致比较有益的经济效应甚或社会效应；在这个世界里，很广泛地存在着相信上述这两点的意识形态信念，或者说有着占显著优势的全球开明政治文化；在这个世界里，不仅中国怀抱主要出自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自信，而且各发达国家也怀抱自信，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以前相当充分；在这个世界里，大国之间的关系大体而言相对稳定，而且比较互容和协调；在这个世界里，从战略心理和军事态势上说，美国不那么神经质中国不那么激进，俄罗斯不那么不顾一切（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日本不那么“修正主义”。
现在，所有这些都已改变，或者正在显著地改变。换句话说，世人自冷战结束前后至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熟悉的世界已经大致结束，或者至少正在结束。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特朗普当选后几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首次，强国和新兴国家同时迷恋种种不同类型的沙文主义……拥抱一种悲观主义观点，即对外事务往往是零和游戏，在其中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争。此乃大变，缔造一个更危险的世界。”顺便说，中国人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口号需要与时俱进，积极而又审慎求实地适应全球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气候变化，甚至是气候剧变。这与消极的随大流是两回事。
与发达世界内部尤其是美国内部出现“变天”趋向的同时，挑战甚而倾覆全球治理得以维持和推进的全球开明秩序的力量还有俄罗斯，那是一个由喜爱冒险但颇有战略意识的普京总统掌控的、不时对西方以及东欧和中亚邻邦咄咄逼人的看似不顾一切的国家。不仅如此，同属这类挑战和倾覆力量的，当然还有一个总的来说动荡不已和殊难稳定的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在交错复杂的地缘政治和宗教政治断裂带中东、北非、西亚以及南亚、东南亚部分地区，那里亿万人口严重疏离“现代性”和无论何种世界秩序，但依然顽强固守或渴求恢复其传统的自豪和根本信念。
全球治理面对的重大困难比前面所说的一系列要素还更广泛，甚或更深刻：诸多大国利益严厉限制；某些关键性小国顽固不群；所涉的广义和狭义的技术问题异常复杂而且新颖。关于前两点，还可以说得更宽、更广：全球性难题和危险之多发和常在连同全球治理的必需，那么经常地不符合不同国家和大国确立的各种国家优先事项和优先利益。由于种种原因，在当今时期总的来说多边机制呆滞和低效，全球治理在一系列功能领域面临程度空前的困难。无论要治理的问题是同舟共济应对世界经济衰退威胁、谋求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或完成多哈贸易谈判，还是海洋争端和海上行为对立、防止核武器扩散、涌向欧洲的穆斯林难民大潮或“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战争，就这些问题而言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难上加难。几乎罕见的重大例外首推２０１３年以来取得重大进展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事业，依凭中国晚近巨大的主动贡献还有中美两大首要排放国之间的有效协商和协调，虽然它现在面临被特朗普政府“撤离桌面”的危险。
因此人们所见的相关局势大多属于适逢“艰难时节”的正常情况：恰在这更需要国际广泛合作和多边体制的时候，往往自顾自保优先，合作意愿减退，义务分配困难，体制创建维艰，或已有体制低效。应然往往远异于实然，当今国际集体行动的困难远甚于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学说在先前“较好时节”所言所料，其时至少世界经济状况良好得多，同时权势格局变动也窄小得多。说到这里，就不能不突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愈益严重，而与冷战结束以来的先前任何时候相比，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大国基本关系可谓强烈动荡。至少到前不久为止，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显著加剧，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协作则作为这两大事态的一个结果而大为提升。尽管特朗普与普京从各自的根本利益出发，急欲谋求美俄关系大幅度缓解和改善，但如前所述，美国国内众多政治阻力远大于特朗普和普京先前想象的，而且美俄之间的结构性地缘政治和战略矛盾非同小可，因而美俄关系大幅度改善即使实现也不易经久。简言之，全球治理和开明秩序所需的基本支柱之一即大国合作原本就不坚固，现在更增添了脆弱性。
需要再度强调，全球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是全球秩序动荡和“裂变”的重要动能和表现，全球治理的困难由此就更可理解。在这样的基本情况下，一方面仍需要努力推进全球和区域的多边合作，但另一方面需要考察全球逆动倾向，认识到单独一国不是足够的全球化国际秩序（或至少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器和顶梁柱，甚至还要有“无力回天”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当今中国对于全球秩序有着复杂的意向，这种意向既来自全球局势的复杂性，也来自中国利益和信念的复杂性。概而言之，当今中国在全球和国际体制性秩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中的基本态势首先是合作者，其次是温和和渐进性的改革者，最后就少数不同的重要问题而言是保守者，就另一些则是激进者；与此同时，当今中国在全球和国际权势政治秩序（ｐｏｗ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中的基本态势却首先是激进者，其次是部分激进的改革者，而后是有所选择部分的合作者。这两方面总合起来看，就有着一大基本差异和内在紧张。
无论如何，在目前世界大局势复杂能动、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中国在战略实践中除了坚决阻止和回击对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伤害外，首先要“保底”，在“保底”的前提下审慎地积极进取，无论是在“战略军事”还是在“战略经济”方面都须如此。所谓“保底”，就是参照中国悠久政治主流传统中的“战略保守主义”，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我们面前的特别关键的战略问题在于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场一场地打”。鉴于中国当前的总体经济和金融形势，国内的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近乎压倒性的战略重心。
如何应对全球变天趋向中可能肆虐的风暴和逆潮？除了上面所说的根本的“保底”即中国国内的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外，主要有如下三大基本途径或战略。第一，部分地鉴于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不同时段内疏离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区域的盟国、准盟国和战略伙伴，中国应当坚决确立基本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本着很大的决心和支付必要代价的意识，争取显著改善与美国现有伙伴的关系，争取大幅度地优化中国在东部和东南部周边的战略性外交；舍此，中国的国际战略处境不会朝积极方向改观。第二，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显著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与此同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将贸易和投资上已持续多年的“走出去”大热潮适当地冷静化，较严格地抑制中国资本过度外流和严重的入不抵出。这对于“一带一路”也是适用的。第三，中国尽管仍要继续建设自己的战略性军事能力，但须改变就此过分地公开宣扬的做法，从而避免军事力量越强则外部反应越大、潜在树敌越严重的“效应彼此抵消”局面。总之问题涉及中国内外基本方针的较大幅度优化性调整，它们紧迫而又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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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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