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宋冲突下的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研究
河北大学周立志
一、前言
两国冲突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屡屡上演，有时会因此引发竞争、敌对甚至战争，并影响利益团体所主导的国家决策。战争所带来的死亡、威慑、不稳定、不确定和难以预期等因素对国家、某些家族、某些个人带来巨大影响，两国冲突所包含的敌对、竞争使得家族或个人难以回避其归属，因为由“此”及“彼”便会产生投降与归顺的不同效果。金宋冲突作为治宋金史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在金宋战争时期尤其是徽宗宣和七年（1125）到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之间最为凸显，宋朝险些因此“亡国”，金朝则从中攫取了大国地位、实现了疆土的拓展、大量人口的归顺。
折氏家族无疑是宋朝中央政府特殊对待的家族，宋朝允许折氏家族世袭府州知州并未曾间断，对折氏家族有若干优厚政策和待遇，这已逐渐为学界所熟知。折可求作为最后一位宋朝任命的世袭府州知州，他在金宋冲突前曾立功受赏，而金宋冲突中，他领兵奔赴都城勤王，但两次对金战争均告败北，受到降官及钦宗的冷落。他投降金朝，一度作为金朝拥立的“伪”皇帝人选，更有了他死于金人毒杀的传闻。除南渡的折彦质及其子嗣外，折氏家族先后经历了出宋入金、由金入齐、齐废入金、出金入宋、再次出宋入金的过程。可以说，折可求个人和折氏家族的命运却在金宋冲突的大背景下变得曲折不定。从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折可求投降金朝作为事实多被提及，折可求人物传记、折可求对金战争、折可求被毒杀、折氏的衰落也有了不少关注。
然而有关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的研究仍不充分，有些事迹仍未被提及或未给予重视，如折可求系金朝拥立“伪”皇帝的首选，若非刘豫的积极争取（包括钱物投入）、完颜昌卖力举荐、完颜娄室陕西战局的不利，折可求而非刘豫称帝、政权也非齐。又如折可求及折氏家族在金朝、齐的重要性仍未引起关注，金朝重视折可求及折氏家族在应对西夏边面的能力、金朝在征服宋朝陕西区域时对折可求给予重视。已有的说法有些是错误的，如折可求遭金朝将领完颜杲（撒离喝）的毒杀，这种传闻实际上这是出于南宋人的杜撰与塑造，并非实事。有些史料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折克禧、折可存、曹夫人三通折氏家族墓志铭，墓志的书写时间却在折可求仕金之后，其“庚戌”、“庚戌岁”而不采用金朝纪年天会八年（1130），值得思考。又如范圭（折可存的女婿）墓志铭提供了某些信息未曾被关注。
站在金朝（包括齐政权）角度上来观察折可求及折氏家族，不拘泥于“投降”这一极具定性意义的词汇对折可求及折氏家族可能带来的过度消极的判断（当然笔者也无意于完全回避），也不聚焦于“抗金”、“卫国”宋朝一侧的视线下可能有意无意的弱化或回避了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的影响（或把焦点放在了南迁的折彦质一人），而不是自然而然的将抗金之后的折氏家族定位成“衰落”。直至金末崔立叛乱时，折氏家族仍有成员折彦颜知开封府。折可求与折氏家族真实的存在与生活在金朝的土地上，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从金宋冲突与金朝视角切入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研究，仍有不少可为之处。
二、出宋入金湖北队奋勇作战，勇往直前冲击前四：折可求的经历与遭遇
在金宋冲突的节点之前，有关折可求三个方面的内容需要加以补充和强调。折可求何时任府州知州的具体时间仍不确凿，笔者认为大致在宣和元年（1119）。折可求担任府州知州一职同时也具有对折氏家族的领导权。
折可求虽宣和元年为其祖折继闵、其父折克行向朝廷申请立神道碑，宋廷直至宣和七年（1125）才分别命官试给事中张叔夜撰折继闵神道碑文、知燕山府蔡靖写碑并题盖湖北队奋勇作战，勇往直前冲击前四；命试给事中毛友撰折克行神道碑文、翰林学士宇文虚中写碑。戴应新与高建国均认为折继闵神道碑系政和末年所立，《关中金石记》、《金石萃编》作者将折克行神道碑断为政和六年（1116），而戴应新认为折克行神道碑系政和八年（1118），其实有误。笔者此处之所以考订折继闵、折克行神道碑的时间，主要是其中关涉到折可求的职官，十分可贵。从神道碑内容可知，当时虽处在宣和七年（1125），但金宋之间尚未开战，而就在同年十月，金朝开启了侵宋战争。可以说，折继闵神道碑提供了折可求战前比较详细的职官信息，即：“可求，右武大夫、康州刺史、充太原府路兵马都监，知府州，兼麟府州管界都巡检使，兼河东第十二将同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页117）折克行神道碑中折克行的职官为“□□州诸军事、秦州刺史、秦州管内观察使、充太原府路兵马钤辖、知府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兼麟府州管界都巡检使、兼河东十二将。”（页128、131，略有改动）折克行“治郡最久，以功告终”，前后知府州长达三十年，而折可求因“数战有功”得以升官，以致在官职上完全能与其父相抗衡，甚至在麟府路的军事管理方面有所超越。从官职升迁上说，折可求在知府州任上已接近升迁顶层，在官职上难以得到突破。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与金朝达成海上之盟，以联合灭辽目标。随着灭辽目标实现，宋金在燕云十六州土地、人口的交涉以及对将领归顺（对彼国意味着投降）处置等问题上积累的矛盾冲突，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朝将战火烧及宋朝。金宋战争为宋徽宗及朝臣所始料未及。金朝西路军在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的统帅下主攻太原，这也是折可求及折氏家族面对的主要对手。十一月，金朝西路军的战事十分顺利，轻松夺下朔州、武州、代州、忻州、石岭关，“汉儿”或为内应、或打开城门，或擒守臣以投降金朝，忻州知州开门张乐降金，石岭关所屯云中归朝人五万主动投降金朝。十二月，代州崞县保卫战值得一提，尽管后来守臣仍开门迎降，而折氏家族成员折可与未向金军屈服而惨遭杀害，折可存则归降金朝，并被金朝遣往应州，后得以逃归。因太原府北重要城池、关口一一沦陷，金朝很快便包围了太原城。折可求统帅麟府二万精兵解围太原，却在交城被金人击溃。有关折可求交城之战、靖康元年（1126）正月勤王都城、第二次解围太原并郭栅寨兵败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兹不重复。仅对相关内容略作补充说明，并重点梳理折可求在宋朝的经历和遭遇。
回到“汉儿”也即归朝人的问题，河东诸州散居着由燕云人组成的义胜军，折可求在朔、武、代州、石岭关归朝人叛变降金的事实上，基于局势控制和对金战争的需要，向河东路范围内的州县发出移文：“其归朝人老小在州县者，悉行诛戮”。得到不少州县支持，“诸郡往往杀戮，或逐出之。”平阳府义胜军已是惊弓之鸟，恰逢获知折可求交城兵败之事，又选择在折可求勤王之时攻破平阳城向金朝投降。这足以说明以折可求为首的折氏家族在河东路的号召力和巨大影响力。
在为数不多的勤王队伍中，折氏家族便有两人率领人马前去。折可求在经历交城战败、“自是河外兵将十丧七八”的重创下，仍能迅速重整军马、不辞辛苦前往京城勤王，也反映折可求忠君爱国的一面。
折可求在勤王返回府州后，面对朝廷所处的困局，曾向朝廷上奏：
夏国之北有天祚子梁王，与林牙萧太师统兵十万，出榜称金人不道，南朝奸臣结纳，毁我宗社。今闻南朝天子悔过逊位，嗣君圣明，如能合击金人，立我宗社，则前日败盟之事，当不论也。
府州折氏因所处“极边”的地理位置较易获取西夏、金朝的一些信息，而此处“梁王”榜文便是折可求获取的信息之一，他的上奏得到宰臣吴敏的首肯并得以递给钦宗，钦宗命令折可求负责与西辽的联络事宜。朝廷下发文书给折可求以传达钦宗的指示，但该文书在京师至府州传递过程中出了问题，具体是从河东入麟府时，被完颜宗翰手下的游兵搜得。所谓“致书梁王”并非宋廷直接与“梁王”有书信往来，而折可求也因未收到朝廷的回应而没能实现与西辽的联络结盟事宜。折可求试图获取外部力量来支持宋朝的抗金事业，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相较第一次解围太原损失惨重而言，折可求二次解围太原虽失利，但从战况来看，战前37000多人，战后34000多人，基本保留了兵力，完全有机会再图太原解围。折可求退至汾州休整，并奏状朝廷待罪。宰臣李纲认为“将帅可求退保汾州，人兵不甚散失，未可督责，便令前进。臣已作奉圣旨特与放罪，今于汾州城外整龊军马，下定硬寨，选择精锐人兵时复深入，牵制贼势。”从靖康元年（1126）八月十九日的诏书来看，虽折可求得以“放罪”仍有处罚，即降两官。然而宋钦宗却没能沉住气，指出“可求不中使”，对太原解围的将领产生质疑，提出更换将领。在如是“旨意”下，李纲也提出更换将领，指出“臣累奉宸翰宣谕汾州一路将帅不可倚仗。今果如圣训，尤幸军马未甚深入，散失不多，可以且令依城下寨牵制贼势。但今日将佐勇而有谋绝无其人，如折可求、冀景等皆累经败衂，虽湔洗用之，责以后效，气决不振。”建议折可求令还任照管麟府路边面，提出用王元替代折可求任都统制。宋钦宗则指出“王元不甚中使”，而差刘锐替换折可求。折可求被要求待在汾州，等待与朝廷派来的刘锐进行交接后返还麟府，照管边面。宋钦宗“可求不中使”的论断实有失公允，但一国之君的言论无疑影响了宰执、朝野，挫伤了折可求对金作战的积极性。
折可求回归麟府州的时间不详，有一则材料通过十月二十四日都统制刘锐介绍了折可求的情况：
府州知州折可求书来求援兵。书辞恳切，要郝仲连提兵三二千救援府州。已破丰州并二寨，探报得欲来攻府州，极是危急。
十月折可求已在府州，当时府州形势非常危急，西夏随时可能前来攻城。但刘锐手下能支配军士仅4000人、马500匹，无力援助府州。从已知的史料来看，极有可能西夏军队未进攻折可求镇守的府州城。提及西夏军进犯麟府路，则时间还需往前提。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人围困太原时，西夏曾犯丰、麟二州，当时折可求或在解围太原，或已奔赴勤王路上，西夏仍避开府州不犯，确实值得思考。靖康元年初，“夏人知我戍边士卒入援”，西夏攻陷距府州三百里的震威城，考虑到震威城“最为孤绝”，西夏似乎没有选择府州城为进攻目标，主要攻略堡寨，使得“诸城降者多”。折可求以及折氏家族在对西夏作战中的煌煌战绩，尽管当时折可求损兵少将，西夏朝野及将士无意于直接与其发生正面冲突。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宋廷派出聂昌、耿南仲分任交割河东、河北使，与金以黄河为界。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在河东路交割地界的情形却并未严格按照以黄河为界，执行的情形有所变化。这在徐徽言传记中清晰看见：
会诏分遣大臣割两河地予虏以纡患，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出河东，为虏劫胁，割河西三州予夏人。
陈君愷误将此段史实归于折可求勤王期间，高建国误将聂昌出河东置于靖康元年二月后，认为西夏未曾夺得麟府丰三地，徐徽言传记的记载，过于夸大。其实是有问题的。关于聂昌交割麟府丰三州一事，并非此一孤证，杨宗闵墓碑也有明文记载：
自是朝廷遣聂山再割三镇，金人以麟府丰啗西夏。可求命公之保德训议，寻弃城由河西入晋宁。公至保德传舍，悟可求绐己，亟走晋宁，四日不火食，既至，诮责可求，且劝合勤王。可求以公为河东路统制军马。
聂昌作为宋钦宗任命的河东交割使，麟府丰三州作为河东路辖区，且又跨黄河两岸，河东路的交割是容易产生纷争的。而金朝将领的强势立场，也无疑影响了交割的走向。最终，聂昌在金朝将领的威胁下做出了妥协，将麟府丰三州一并交割给了金朝，而金朝又将麟府丰三州转交给了西夏。
麟府丰三州交割，直接与折可求相关，他的态度也值得关注。引文中侧重从杨宗闵角度谈及折可求。折可求命令知麟州杨宗闵至黄河东岸的保德州（杨宗闵应该已经知道麟州割让事宜，但折可求并没有为杨宗闵解决出路问题，反而将他推向了危险之地），然后自己放弃府州城进入晋宁军。面对杨宗闵的讽刺责骂，他以给杨宗闵升官来加以安抚。折可求显然服从了聂昌（钦宗派遣的使者，代表着皇帝）交割麟府丰三州的决定，并主动让出麟府丰三州之地。折可求的决定也使得折氏家族自世袭府州以来第一次举族离开府州，这与折可求及折氏家族忠于宋朝、忠于皇帝是截然分不开的。
折可求选择进入晋宁军，大致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晋宁军处在宋朝极边地区，接近府州故土，且如完成交割则晋宁军成为河东路交割之后仅存州军湖北队奋勇作战，勇往直前冲击前四；二是晋宁军知军徐徽言与折可求有姻亲关系，自然亲近。
面对麟府丰三州交割的事实，晋宁军守臣徐徽言承担了许多压力，一是晋宁军边防问题的凸显，二是晋宁百姓的恐慌情绪，三是来自麟府丰三州人口的涌入。晋宁军因属河东路，并跨黄河，新边界的交割自然会导致晋宁军河东区域不保，甚至整个晋宁军被金朝吞并。徐徽言并未如折可求那样相信聂昌，而是认为麟府丰三州的分割“恐此行人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弃，事出诏意，犹当中覆，且建不可，况无尺一书耶”。事后不久，徐徽言得以获知朝命，宋廷确实没有割弃麟府丰三州及晋宁之意，而是将原河东路的麟府丰及晋宁军隶属陕西。徐徽言率兵复取麟府丰三州，夏人所置守长皆出降。麟府丰三州的恢复，折可求及折氏家族得以重回故土。徐徽言功不可没，他是有恩于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的。可以想见，折可求积极参与了恢复麟府丰三州的战役，以弥补轻易放弃三州的过失，并回到故土。
金朝并没有满足河东、河北交割及新边界，战火再起。宋都城第二次被围，徽钦二帝被金朝掳走。金朝不再扶植赵氏为皇帝，而拥立张邦昌为皇帝，国号楚。此次都城被围，金朝遣使向宋朝索取“前次使人所索官吏漏落之数”，即《取干戾人札子》，其中折氏家族有三人在索取名单之上，即折可求、折彦质、折可存。折氏家族已得到金朝高层的关注，从名单中也能看出折氏家族的影响力。
宋高宗即位后，折可求几次出现在史书中，建炎元年（1127）七月，因府州军额靖康军与年号相同，知府州折可求上奏请求改府州军名，诏改为保成军。建炎二年（1128），宗泽主张“复遣官从间道趋河东，谕折氏修其旧职，以固吾圉”，并试图三面交攻金人。建炎中，折可求替亡弟折可与上奏朝廷，官因抗金而死折可与子五人。然而，影响最大的则是折可求降金事件。
折可求降金事件记载颇多，但存在歧异之处，并未得到梳理和解决，一是折可求降金时间不同，有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建炎三年（1129）正月二十一、天会七年（1129）二月三种说法。二是折可求降金城池数不同，有以城降、麟府丰三州降、麟府丰三州及堡寨九、麟府州晋宁州軍四种说法。三是招降折可求的人不同，有完颜宗翰、完颜娄室两种说法。
有关折可求降金时间，《金史·完颜娄室传》记载：
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娄室。晋宁所部九寨皆降，而晋宁军久不下，娄室欲去之，……。
晋宁军之下的九个堡寨均已随折可求降金，而晋宁军久攻不下，以致金大将完颜娄室试图放弃攻城。而金朝攻陷晋宁军的时间为天会七年（1129）二月，且《金史·太宗纪》记载天会七年二月折可求降金，折氏降金的第二天晋宁城破，显然天会七年二月一说不可取。
因折可求降金事与徐徽言遣使约盟、折可求说服徐徽言往往结合在一起。建炎二年十一月之前，徐徽言遣使约折可求谋夹击金军，考虑到前文所述徐徽言有恩于折可求，折可求自然会有所响应。然而史书中并未记载徐徽言、折可求夹击金军的事情，也没有记载当时折可求抗击金朝事。有两则史料为解答这一困惑提供了一丝线索：
初，守臣徐徽言与府州折可求约出兵夹攻虏众，时可求之子彦文自东京来，被虏至云中，左副元帅粘罕以利陷之，使为书以招其父。于是，可求遂降于虏。
守臣徐徽言遣使约知府州、威武军承宣使折可求谋夹攻虏，娄宿闻徽言与可求合，乃令人说可求，许封以关中地，可求遂降。
正是在徐徽言与折可求结盟抗金之时，金朝也采取了对应之策，第一则引文折彦文被掳的时间恰在徐、折结约之际；第二则引文完颜娄室听闻徐、折结盟时，派人劝降折可求，并给与许封关中地优厚条件，折可求“遂”降。折可求在与徐徽言结约之初，便降金。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徐、折结约没有了下文，也才能理解完颜娄室“久不下”、“欲去之”这一点。由此，笔者认为折可求降金的时间当为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
有关折可求降金城池数，前引《金史·完颜娄室传》十分详细，即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及晋宁军堡寨九降金。且《完颜娄室神道碑》载：“招降折可求，收麟府丰三州及诸城堡。”作为金朝进攻晋宁军的主帅，完颜娄室所掌握的情况应当是准确的。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载：“折可求以麟府州晋宁州军叛附于金人”，虽与降金州军有较大出入，但他将麟府州与晋宁军并列，也印证《金史·完颜娄室传》记载准确。
折可求并非主动投降，而是出于金朝招降，且据前引文可知完颜宗翰、完颜娄室均参与招降。完颜宗翰作为西路军（西朝廷）首领，云中系西路军政治中心，完颜娄室作为晋宁军前线首领，都能有参与招降折可求的机会。笔者认为两种说法均可信，且需交叉糅合以还原折可求被招降的事实。
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折可求之子折彦文被掳至云中，他在完颜宗翰的威逼利诱之下降金，并亲写书信来招降其父。书信经由完颜娄室派人送至折可求处，并允诺许封折可求以关中地。折可求面对金朝将其子折彦文掳作人质为要挟、且折彦文已经降金；面对河东、陕西诸州县先后沦陷，投降、弃城逃跑的不在少数，长期坚守城池且能够坚守下来的并不多，尤其是那些抗金战死或不屈服金朝统治而死的忠义守将更是稀少；面对自己及折氏家族更大的发展空间，一直以来忠君爱国、长期坚守麟府州（偏安的南宋朝廷无暇顾及，渐被遗忘）、缺少战备物资及人员、缺少必要外部支持的折可求最终以他手中所能控制的全部（包括麟府丰三州、晋宁军九堡寨及折氏家族）降了金朝。
三、风生水起：折可求的仕金（齐）经历
牟润孙认为“建炎初，金人入侵，折可求屡败而降，其族顿衰，河东遂永不复为宋有。”这代表了一种观点。然而折可求的仕金经历究竟如何？折氏家族在折可求仕金后是否便“顿衰”？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究。
回到折可求仕金的问题，缘何金朝左副元帅完颜宗翰会亲自参与到招降折可求？完颜娄室缘何会允诺给与折可求许封关中地的优厚条件？这并非出于招降折可求的需要而给出的空头许诺。为解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来看这样一段史料：
太宗下诏伐康王。河北诸将欲罢陕西兵，并力南伐。河东诸将不可，曰：“陕西与西夏为邻，事重体大，兵不可罢。”宗翰曰：“初与夏约夹攻宋人，而夏人弗应。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彼必谓我有急难。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宗翰盖有意于夏人也。议久不决，奏请于上，上曰：“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于是娄室、蒲察帅师，绳果、婆卢火监战，平陜西。银术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
这则史料时间大致在天会六年（1128）七月，从中能够看出金朝东、西路军系统的互相倾轧，而此处实际上应是金朝西路军系统的战略部署。通过对金朝西路军系统的战略规划来看，“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先定陕西五路，然后再定西夏，最后再灭宋。尽管这一规划在当时并没有被金太宗所采纳，金太宗折中了两路军的意见，主体上采纳东路军的意见先南征灭宋，同时陕西地区的攻占也不能停止。西路军的卓越将领仍留在陕西、河东以及西京，谋取更多功业。“宗翰盖有意于夏人也。”完颜宗翰想对夏发动战争，而折可求及折氏家族拥有丰富的对西夏作战经验，折可求仕金势必能够极好的帮助以完颜宗翰为首的金朝西路军实现其战略目标。有一则史料道出了金人的想法：“夏国世为知府州折氏所困，时折可求已降于虏，欲因折氏以并夏境。”故而在同年十一月，当折可求儿子折彦文被掳至云中时，完颜宗翰亲自出马并捉住了这一良机，成功将折可求这一所需的人才收入自己军下。单纯来看许封关中地似乎仅比宋朝许封府州地面积扩大了点，但仍应看到金朝并没有取消折可求府州的世袭权，如此看来，则府州至关中之地都应纳入折可求治下。
折可求仕金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他听命于谁？从已知的史料看，他主要听命于完颜娄室的指挥。完颜娄室在进攻晋宁军时遭到徐徽言的顽强抵抗，折可求入金后，受完颜娄室指派前去晋宁军城下招降徐徽言。这并非一件好差事，因徐徽言与折可求关系亲近，两人之间能够有一段对话（该内容因彰显徐徽言忠义爱国而多次被宋人传录），折可求作为降者身份受到徐徽言的指责，因话不投机，徐徽言射弓逼走了城下的折可求。天会七年（1129）二月，晋宁城攻陷，徐徽言出逃被金人捉获。完颜娄室试图招降徐徽言，再次委派折可求劝降，徐徽言“指可求大骂，出不逊语。”最终徐徽言被完颜娄室杀死。
在平定晋宁军后，又经过降定安堡、渭平寨及鄜、坊二州。西路军将领进行了军事部署和安排，其中“娄室、婆卢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绥德，蒲察还守蒲州。”其中折可求屯绥德值得加以关注，完颜娄室有意扩大了折可求的管辖区域，并将折可求的排名置于己后而置于金将蒲察之前，折可求显然已经掌握了麟州、府州、丰州、晋宁军、绥德州一片区域，并跨原宋朝河东、陕西两路，这些区域当时都应归入陕西的范围。这种安排也与当今陕北行政区划有某些重合之处。
天会七年（1129）十二月，完颜娄室集合银朱、折可求号称十万人来攻陕州，“分其军为十，以正月旦为始，日轮一军攻城，聚十军并攻，期以三旬必拔。”守将李彦仙全力防御。天会八年（1130）正月，金军攻陷陕州，自此陕西全部没入金朝治下。单纯从折可求仕金后参与战事来看，仅有陕州一战及晋宁军两次劝降徐徽言，并不多。但从这两次战事的具体情况来说，金朝为此都付出了许多心血。从金朝逃归的宋人上奏朝廷，指出金人称道的“南朝善战能坚守惟晋宁徐徽言、陕州李彦先二人”。由此可知折可求仕金之后被完颜娄室有选择的差遣，并发挥了个人功效。
折可求及折氏家族在仕金及对待金朝统治问题上，立场并不十分坚定，这从折氏家族三通墓志纪年采用干支而不是金朝年号可以大致窥见。三通墓志纪年的具体情况是：《折克禧墓志铭》“彦恺将以庚戌岁十月□四日举公之柩，祔于府谷县天平山先茔之原。”（页142）《折可存墓志铭》“庚戌十月四日，葬于府州西天平山武恭公域之东。”（页147）《曹夫人墓志铭》“奉吾父命，亦祔于府州西天平山祖茔之次，实庚戌岁十月癸酉也。”（页155）这三通墓志大致形成于同一时期，庚戌岁系天会八年（1130），在非公开的场合、墓志书写与墓碑这一纪念性的实物载体上都以干支而不采用金朝年号，更能窥见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的立场。另外，考虑到折可存曾有抗金及被俘的经历，折可求是否为墓主有意回避金朝年号，仍不可知。但折克禧及曹夫人墓志铭仍采用干支纪年，只能说明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的立场问题。
折可求个人的巅峰当是折可求作为金朝推选伪政权皇帝的唯一人选。乾隆《河间府新志》在介绍河间两位人物张邦昌、刘豫时，记载了金朝推选伪政权皇帝人选的新情况，值得引起关注。
金闻邦昌为宋所诛，议再立折可求，刘豫知之，豫素谄事挞赖，因以重赀赂挞赖及高庆裔，使力赞己，因是金乃册豫。
折可求此处是作为金朝再立伪政权皇帝的唯一人选。而刘豫知晓此事后，通过平时谄媚完颜昌积累的良好关系，并用重金厚赂完颜昌及完颜宗翰倚重的高庆裔，通过他们游说金太宗与完颜宗翰，最终将人选从折可求换成了刘豫。《金史·完颜昌传》载：“太宗诏诸将复求如邦昌者立之，或举折可求，挞懒力举刘豫。”“或”表明这本是唯一意见，至少也是主流意见，也印证了《河间府新志》说法不妄。
《金史·刘豫传》则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众议折可求、刘豫皆可立，而豫亦有心。挞懒为豫求封”。折可求虽列在首位，但刘豫此时已与折可求并列作为伪政权皇帝人选。该说被广泛的征引，实际并不准确，应该加以注意。此处“豫亦有心”表明刘豫用尽方法以促成了他登上帝位。
除了人选外，折可求、刘豫背后的支持者也值得予以考虑。刘豫背后的派系因素及刘豫之立已有具体的研究，主要是完颜昌的卖力推荐和属尊功多，最终促成太宗系与宗翰系合力举荐刘豫为伪政权皇帝。相较刘豫，折可求一直作为完颜宗翰系的推举伪政权皇帝人选。但完颜宗翰之下的完颜娄室（折可求的重要支持者）经略陕西，所下城邑叛服不常，这遭到了金太宗的诏书批评，指责他专征陕西，却淹延未定。这并不利于折可求成为伪政权皇帝。
天会八年（1130）九月，刘豫即位为齐国皇帝。刘豫的当选，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如：
渤海万户大挞不也过淮阳，知军张涣置酒于舟中，涣因语及刘豫即位，挞不也抚掌叹曰：“某大辽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许开国辽东，其后被坚执锐，从军争战，积有年矣，虽一郡安闲未可得也。豫山东一郡守耳，势孤援寡，出降而已，今当是任，岂不负某也？”
大挞不也提及刘豫仅是一知州，势孤援寡，又是出降，今当齐国皇帝，感慨“岂不负某也？”大挞不也言外之意，刘豫尚不如自己适合做皇帝。而折可求及折氏家族所具备的前朝“封建”因素，折氏家族在对夏战争中积累的战功与声明，以及当时强势人物完颜宗翰的支持（显然后来完颜宗翰对伪政权皇帝的人选有变化），足以支撑折可求作为伪政权皇帝的人选，而少有质疑。
刘豫伪齐政权建立后，折可求及折氏家族亦归入其统治范围内。宋绍兴四年、齐阜昌五年（1134），府州折可求族属列衔申报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传达“见今训练士马，俟玠出师渡河，即为内援击敌，上报国恩”的信息。吴玠向朝廷上奏了该情报。此处并未强调折可求而是“折可求族属”，说明折氏家族中有成员主动与川陕军事副官沟通，并不确定是否系折可求授意为之。
绍兴五年（1135），赵鼎拟议派遣枢密都承旨折彦质到川陕传递高宗旨意，折彦质上奏加以拒绝，指出：“折可求辜负国恩，不能守节。臣之儿女七人，昨在京师，为金人取去，传闻亦在府州。傥臣以督府上佐，骤至川陕，于职事岂能人人得其欢心？万一因疑似之迹，兴暗昧之谤，则臣一身不可自保，况为朝廷办事？伏望追寝成命，别赐使令。”宋高宗诏折彦质可不入蜀。折彦质作为折氏家族成员，因金宋冲突而与北方折氏家族成员隔离开来，其子女七人虽被金人从开封掳走，但仍受折可求照顾并被接到府州居住。
绍兴六年（1136），伪齐刘豫之子刘麟举兵扰边，却因“是时刘麟兵以为折彦古败于淮上，遁去。”刘麟的军事行动显然受到折彦古军事情况的影响，或可说明折彦古军在伪齐有较强的战斗力，受到倚重。
阜昌八年（1137）折彦若任吴堡寨主兼将。这一史料出自吴堡摩崖石刻。
刘豫政权被废时，金朝对相关官员的差除也涉及到折可求，他仍任旧职，即麟府路经略使。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折可求在伪齐的职官，当然他除了麟府路经略使一职外，还任知府州。
从折可求及折氏家族仕金（齐）的经历，以及折可求作为金朝推选的伪政权皇帝的唯一人选，足以说明折可求降金并未使折氏家族“顿衰”，而折可求仕金经历可谓风生水起。
四、折可求之死与麟府州的失陷
人固有一死，但折可求之死却因掺和了若干因素而受到关注。从近乎雷同的叙事中，我们可以了解折可求之死的细节之处。一是刘豫伪齐政权将要被废，二完颜杲（撒离喝）向折可求传递“折可求仍被当作皇帝人选以取代刘豫政权”这一信息。三是折可求替代刘豫称帝一事因完颜昌将河南地划归宋朝而成为泡影。四是完颜杲考虑到折可求可能会因称帝事破灭而生变。五是完颜杲毒杀折可求。折可求死亡时间记载有差异，有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和绍兴八年（1138）秋二说。折可求之死还有一个重要的连带后果，即西夏乘折可求之死夺去了府州。
然而上述关于折可求之死以及折可求死亡所带来的西夏夺取府州的叙事其实并非事实，他们忽视了绍兴九年（1139）八月这样一条史料：
诏知晋宁军折可求兼主管本军沿边安抚司公事，措置兴复麟、府州，用楼炤请也。
此时金朝已向宋朝交割河南、陕西地界。从史料中我们看到折可求知晋宁军，且需措置兴复麟州、府州之事，说明此时麟、府州早已经被西夏攻陷。关于西夏攻取麟、府二州，范圭墓志铭给出了详细的记载：
居顷之，李显忠自延州擒罗索不杀，与盟而纵之，欲与借兵西夏，俾为内应，以恢复五路。既而夏人先破麟、府二州，元功避乱入晋山军。夏人又夹围，晋山军急，外援已绝。时中国和议诏适至，元功缒城出，谒李显忠曰：‘公所为此举者，为中国五路恢复计也。今和议之诏已至，愿约夏人解甲拜诏，公之忠谊岂惟惠此一城?开云体育官网’因出诏与显忠读之，泣下。夏人果解去。
从中可以凿实夏人攻取麟、府二州并非出于折可求之死。当时金朝已作出以黄河为界将陕西、河南地交割给南宋，麟、府州便在金朝舍弃土地的范围内，故而麟、府二州被夏人轻易攻陷。而府州具体攻破时间当为绍兴九年（1139）三月，麟州攻破时间不详，应与府州攻破时间相近。
折可求真正死亡时间不详，肯定在绍兴九年八月之后。折可求之死之所以成为叙事丰富、逻辑严密的故事，当与南宋人主动创作有关。据笔者所知，金使施宜生、金使王全都曾被南宋人创造出死亡故事，而当时他们仍活着。折可求背负着降金叛宋的标签，容易吸引南宋人的眼球，进而他们创造出了折可求被金人毒死的故事。
折可求相关措置兴复麟、府州的具体情形不得而知，而其子知晋宁军折彦文的某些举措透过张奕记录了下来。
晋宁军报夏人侵界。诏奕往征之。奕至境上，按籍各归所侵土，还奏曰：“折氏世守麟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与夏。夏人夷折氏坟垄而戮其尸，折氏怨入骨髓而不得报也。今复使守晋宁，故激怒夏人使为鼠侵，而条上其罪，苟欲开边衅以雪私雠耳。独可徙折氏他郡，则夏人自安。”朝廷从之，遂移折氏守青州。
此时因夏人坏折氏坟墓并戮其尸，折氏家族与西夏之间的仇恨急剧激化，而折彦文希望通过夏人多次小规模骚扰边界而实现出兵西夏的目的，以夺取麟、府州地。但却遭到张奕的揭发，折彦文被移至青州任守臣。麟、府州一直被西夏所控制，直至蒙古初年才得以从西夏手中夺回。
折氏家族失去了折可求的领导，至折彦文领导时，已失去了世袭的权力。尽管如此，我们还能看到如折可直的两则事例，折可直皇统元年（1141）任麟府总管，而此时麟府路已不在金朝治下。大定元年（1161）知商州，并被南宋生擒。其他折氏家族成员的零星记载仍散见于史书之中，但通过这些断片我们已难以估量当时折氏家族的具体情形，当然也难以断然作出折氏家族衰落的结论。因为衰落是一种趋势，我们并不能找到一个节点来衡量折氏家族何时开始衰落的。
五、余论
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的研究，仍受制于史料的局限，尤其是折可求墓志、神道碑等未能得见，难以全面获悉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的情况。折氏家族在西夏占据府州之后，家族重心移向晋宁军，但此后不久，折氏又被朝廷强令移向山东青州。因此，在穷尽府州折氏家族墓地等实物资料的基础上，向晋宁军、青州等地去找寻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的墓地等实物资料，将折氏家族从时间上前后衔接、地域上扩展范围，以便更好地将折氏家族更丰富的、更复杂的内容展示出来。
折可求及折氏家族的有些问题，如折可求、折可求父折克行缘何没有在正史立传？如折可求子嗣的情况及折氏家族的分布情况如何？折氏家族与金朝、伪齐政权关系究竟如何？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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